最新发布：2018-11-28 10:47:27
儒学是孔子创立、孟子发展、荀子集其大成，之后延绵不断，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学术流派。儒家承袭了殷商以来的巫史文化，发展了西周的礼乐传统，重血亲人伦，追求现实事功，礼教德治精神始终一贯。“儒学”、“儒家”、“儒教”这些概念要分清，儒学为一种学说，儒家为一个阶层，儒教为一种信仰，三者需要区分开来。
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儒者柔也，术士之称”。章太炎认为儒之名出于需，易经中上坎（水）下乾（天）为需卦，水在天上还未成雨，儒本求雨之师衍化为术士；胡适认为儒者为殷遗民，亡国后沦为执丧礼者，其文化只能以柔弱之势存在。甲骨文的儒象人沐浴，司礼者祭礼前必斋戒沐浴以示诚敬，证明了儒是神职人员的论点。孔子说“吾与史、巫同涂而殊归也，吾求其德而已”，从孔子开始儒者脱离巫的知识范围，把贵族垄断的知识传到民间，形成儒学。
春秋晚期，孔子主张“有教无类”，打破贵族对知识的垄断，创立了儒家学派。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、义、礼，“人者仁也，亲亲为大；义者宜也，尊贤为大；亲亲之杀，尊贤之等，礼所生焉”。仁是忠（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）恕（已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）之道；义是实现仁的手段，“君子喻於义，小人喻於利”，人发为羞恶之心、刚义之气，义也；礼是对仁和义的具体规定，主张“克已复礼”，使个人行为符合礼（西周的礼仪制度）的要求。
战国时期，孟子提出四端说（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），将“仁义礼”延伸为“仁义礼智”。恻隐心、羞恶心、恭敬心、是非心，“人皆有之，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”，由此提出“性善论”，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，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治天下可运之掌上”，由此提出“仁政”，并以实行仁政来回复和扩充人的善性。
战国时期，荀子提出性伪说，“不可学、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。可学而能、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。是性伪之分也”，“好利恶害，好荣恶辱，是人之所生而有也，是无待而然者也”，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，“人之生固小人，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耳。尧禹者，非生而具者也，夫起于变故，成乎修为，待尽而后备者也”，由此提出“性本恶”，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导人向善。至此，经过孟子荀子的发展，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。
秦朝初期，百家争鸣，不利于中央集权，秦始皇采纳李斯“焚书”的建议，焚烧民间百家书籍（官方藏书没有被烧），进一步确立法家的官学地位，实现了思想的统一；许多儒生、方士评议国政，造谣惑众，秦始皇下令“坑儒”，坑杀方士及复古派儒生四百六十多人。秦朝末年项羽火烧阿房宫，官方藏书也被烧毁，儒书基本绝迹。汉朝时五经通过年迈的儒者得到复原，后来在孔子故居发现了隐藏的一部分儒经（即孔壁古文经），儒学经典得以恢复。
汉武帝时期，董仲舒提出“三纲五常”（君为臣纲、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标准），将“仁义礼智”延伸为“仁义礼智信”，并以儒学为基础，广采诸子百家之长，倡导“天人感应”、“君权神授”，宣扬“大一统”，建立起“内法外儒”的新儒学，适应了中央集权的需要，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起用儒学家参与国家大政，儒家学说成为政府选拔人才的标准。此后，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九品中正制的确立冲击了儒学在民间的认可度，其独尊地位开始动摇。动乱的社会形势使越来越多的人转入对内在实体和人生真谛的探求，玄学（新道学）成为社会的主流。以王弼为首的义理派提出“援道入儒”，以道家简洁明白的概念绕开汉儒的烦琐解释，直承早期儒家的真精神，重建儒学新体系，来缓和儒学所受到的打击，儒家学说被玄学化。经学也有较大发展，现存《十三经注疏》有五部产生于这一时期。
隋朝时期，随着社会的统一和科举制取代九品中正制，儒学又被统治者推到前沿，形成了政治制度化的经学体系。这导致了儒家人生哲学的贫困，士人在精神领域多服膺于佛教。儒学家提出“三教合一”，将佛家的心性理论引入儒学，为儒家构建出一套新的心性学说。至中唐以后，统治者对佛老的崇信严重威胁到儒家道统的合法地位，韩愈发起针对文风、文体和文学语言的复兴儒学的古文运动，这是儒家对佛教反击在文学上的反映，最终以失败告终。
宋朝时期，三教不断融合，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“理学”。北宋程颢、程颐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，人伦就是天理，主张先有理而后有物，提出“格物致知”的认识论，只有深刻探究万物，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“理”。南宋朱熹强调天理就是作为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，认为“格物致知”中的“物”指天理、人伦、圣言、世故，强调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。程朱理学适应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，成为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。
南宋时期，理学家陆九渊提出“心学”，把“心”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，“心”就是“理”，天地万物都在心中，穷理不必向外探求，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。明朝王阳明吸取佛教“心外无佛，即心即佛”得思想，宣扬“心外无物”、“心外无理”，提出“致良知”和“知行合一”学说。他认为良知是人所固有的善性，但往往被私欲侵蚀，要努力加强道德修养，去掉人欲，恢复良知的本性，知和行都产生于心，用良知支配自己的行为实践。
明清之际，儒学家继承了宋明理学，又对其中的陈腐之处有所更新。明代后期思想家李贽否定孔子是“天生圣人”，反对以孔孟学说为权威和教条，提倡个性的自由发展，批判理学的“天理”学说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（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）在政治上，反对君主专制，主张以“天下之法”取代皇帝的“一家之法”；在经济上反对“重农抑商”，提出“农工商皆本”；在思想上否定理学的形而上学观点，提倡“经世致用”的务实学风和行为。
鸦片战争后，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，在思想领域把儒家学说作为革命的主要对象。天平天国虽然在开始时把西方宗教平等思想和儒家“大同”思想结合起来，作为反清斗争的思想武器，但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后却把儒学经典贬斥为“妖”，扫荡封建传统文化，否定原有的封建道德秩序。辛亥革命后，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，政府规定学校不读四书五经，教科书必须符合共和民国宗旨。
北洋军阀统治时期，出于复辟封建帝制的政治目的，废除资产阶级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一些改革，利用当时中国封建思想意识的浓厚残余，在社会上掀起反动的尊孔复古逆流，孔子成为封建思想的代表和专制统治的护身符。
新文化运动前期，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，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，激进民主主义者为了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，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武器，提出在中国实现“德先生”“赛先生”、“打倒孔家店”等口号，把斗争矛头指向孔教，对封建正统思想的儒家传统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，新文化运动后期，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，开始用新的思想武器反对封建主义，为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作了思想准备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马克思主义无可挑战地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，长期和马克思主义意见不一的儒学继续逐渐遭遇厄运，受到更为猛烈、更有组织的批判。“文革”时期，更是开展“批林批孔”、“批周公”运动等闹剧，对儒学文化进行全民规模的、彻底性地破坏，也最终将反传统文化的运动推向了历史的顶点，儒学思想在我国影响进一步减弱。
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我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，在思想文化领域推行“思想解放”运动，儒家学说也得到了实事求是的评价。当前国家新一代领导人号召大力“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”，使儒学能真正做到“古为今用”，在吸其精华，弃其糟粕的前提下焕发出新的光辉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。